我叫顾昭，1978年的时候，我不是去乡下“接受再教育”的领航优配，我是去“赎罪”的。
那年我十九岁，从北京的灰砖胡同，被一列绿皮火车哐当地扔到了晋西北一个叫“黑风口”的穷山沟。
罪名，是我爹妈给的。他们是大学教授，在那场风暴里，被划成了“臭老九”。我，自然就是“狗崽子”。
别的知青下乡，虽然苦，但身份上是光荣的。我一下车，档案袋上那个刺眼的红叉，就给我定了性。
我被分到了村里最穷、最破的一户人家，老栓叔家。
黑风口的冬天，来得像个不讲理的恶霸。风刮在脸上，跟刀子割没什么两样。我住的窑洞，四处漏风，晚上睡觉，感觉自己像块被扔进冰窖的肉，从里到外都冻透了。
白天，是干不完的农活。我的手，原本是用来翻书、画图纸的，现在却要抡起镐头，跟冻得邦邦硬的黄土地死磕。一天下来，掌心磨出的血泡，晚上就粘在被子上，第二天早上再撕开，钻心的疼。
展开剩余89%最难熬的，不是身体的苦，是心里的冷。
别的知青抱团取暖，没人搭理我。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像是看什么脏东西，防备又疏远。
村支书赵大炮，开批斗会的时候，总喜欢拿我当活靶子。
“看看！这就是资产阶级养出来的娇少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让他来我们贫下中农的地里，就是让他好好改造思想，重新做人！”
他唾沫横飞，我就得在台下，低着头，一遍遍地听。
我每天的饭，是黑乎乎的玉米面窝头，和一碗能照出人影的菜汤。我永远吃不饱。那种饥饿感，像一团鬼火，在我胃里日夜燃烧。
我以为我快要死了。
就在那个最冷、最饿的冬天，我病倒了。高烧，烧得我天旋地转，躺在冰冷的土炕上，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
我知道，我可能就这么交代在这儿了。
迷迷糊糊中，我听见老栓叔和他闺女杏儿在外面小声说话。
“爹，他……他会不会死啊？”是杏儿的声音，带着哭腔。
“唉，听天由命吧。咱们自己都快吃不上饭了。”是老栓叔无奈的叹息。
到了半夜，我感觉自己快要冻僵了。就在这时，被子被悄悄掀开一角，一个滚烫的东西，被塞进了我的被窝里。
紧接着，一个细弱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像一股暖流。
“哥，趁热吃，凉了就硬了。”
我费力地睁开眼，昏暗的油灯下，是杏儿那张瘦得只剩下一双大眼睛的脸。
她把一个烤得焦黄的红薯塞到我手里，转身就跑了。
红薯很烫，烫得我一个激灵。那股暖意，顺着我的手心，瞬间传遍了四肢百骸。
我剥开焦黑的外皮，里面是金黄色的瓤，冒着热气，甜得像蜜。
那是我们家一天的口粮。老栓叔自己都舍不得吃，留着给他这个宝贝闺女的。
现在，它在我的肚子里。
我捧着那点余温，蜷缩在被子里，一个一米八的男人，哭得像个傻子。
我没死成。
是那颗红薯，把我从鬼门关拽了回来。
那之后，杏儿会时不时地，偷偷给我塞点吃的。有时候是一个煮鸡蛋，有时候是几颗炒熟的黄豆。
她从来不多话，每次都是放下东西就跑，像只受惊的小鹿。
老栓叔看见了，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嘴上嘟囔着“便宜这小子了”，却再也没短过我那碗稀得能当镜子照的菜汤。
我知道，这份恩情，我这辈子都还不完。
转机，发生在那年秋收。
黑风口唯一的宝贝，那台东方红拖拉机，趴窝了。
这可是要命的事。秋收就那么几天，错过了，一年的收成就全得烂在地里。
赵大炮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请了好几个镇上的“老师傅”来看，都摇头。
“这苏联老大哥的玩意儿，太精贵，咱们弄不了。”
眼看就要下连阴雨，全村人都愁眉苦脸。
那天晚上，我听着窗外的风声，一夜没睡。我爹是个机械工程师，我从小就在他身边耳濡目染，家里的收音机、自行车，都是我拆了装，装了拆。那台拖拉机的图纸，我看过。
第二天，我找到了正在地头抽闷烟的赵大炮。
“支书领航优配，让我试试吧。”
他抬起眼皮瞅了我一眼，满脸不屑。
“你？一个狗崽子，懂个屁！”
“我爹是工程师。”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这机器的毛病，我大概知道在哪。”
“你要是能把它修好，老子给你记头功！要是修不好，你就给我去后山挖一年的粪！”赵大炮把烟头狠狠地摔在地上。
我走到了那台红色的钢铁巨兽面前。
打开引擎盖，一股浓烈的机油味扑面而来。
我没有急着动手，而是像我爹教我的那样，先用耳朵听，用鼻子闻。
我让两个后生用摇把转动飞轮，侧耳倾听里面齿轮咬合的声音。
足足半个小时，我纹丝不动。
“装神弄鬼！”有人在旁边嘀咕。
我没理会，指着发动机的一个部位说：“问题在喷油泵，应该是里面的柱塞卡死了，供油不均。”
没人信我。
我也不解释，直接找来工具，开始拆解。
那是我来黑风口之后，第一次摸到扳手和螺丝刀。那种冰冷又踏实的金属触感，让我感觉自己丢失的魂，一点点回来了。
油污很快沾满了我的手和脸，汗水顺着我的头发往下滴，但我浑然不觉。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那些冰冷的零件。
我把喷油泵拆开，所有人都围了上来。
果然，其中一个柱塞，因为油料不纯，上面附着了一层胶质，卡得死死的。
“神了！”有人忍不住喊了一声。
赵大炮也凑过来看，眼神里充满了不可思议。
问题找到了，但更难的还在后面。我们需要一种特殊的溶剂来清洗，但整个县城都买不到。
所有人都泄了气。
我却想起了我爹说过的土办法。
我让老栓叔帮我找来一些烈酒，一些草木灰，还有几味草药。
我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加热，用那种最原始的办法，一点点地，把柱塞上的胶质给软化、剥离。
那是个磨人的活儿。
我熬了整整一个通宵，眼睛熬得通红，手指被烫了好几个泡。
杏儿和老栓叔就在旁边陪着我，给我端水，给我打着手电。
当那个柱杜塞终于被我清理干净，重新变得光滑如新时，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
组装，调试。
当我对赵大炮说“可以了”的时候，他还是半信半疑。
他亲自爬上驾驶座，拧动了钥匙。
“轰——隆隆——”
沉寂了几天的拖拉机，发出了它那熟悉的、震耳欲聋的咆哮声！
整个黑风口，都沸腾了！
村民们把我围在中间，抛向空中。
赵大炮跳下车，走到我面前，这个犟了一辈子的男人，眼圈红了。
他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小子，算我赵大炮看走了眼！你不是狗崽子，你是咱们黑风口的能人！”
从那天起，我在村里的地位，天翻地覆。
没人再敢叫我“狗崽子”，见了我，都客客气气地喊一声“顾知青”。
我的伙食，也从窝头菜汤，变成了白面馒头和偶尔能见荤腥的小灶。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用我的技术，我的汗水，换来的。
但我也更清楚，如果不是当初那颗温暖的红薯，我根本撑不到这一天。
第二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
我第一时间报了名。
离开黑风口那天，全村人都来送我。
赵大炮塞给我一个沉甸甸的布包，里面是全村人给我凑的路费和粮票。
“好好考！给咱们黑风口争口气！”
我走到老栓叔家门口，杏儿站在那，低着头，手指不停地绞着衣角。
我走上前，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最后，我只是从口袋里，掏出我唯一值钱的东西——一支英雄牌钢笔，塞到她手里。
“杏儿，谢谢你。”
她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已经蓄满了泪水。
“哥，你……还会回来吗？”
“会。”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学的是我最喜欢的机械工程。毕业后，我进了国家级的设计院，成了一名工程师。
我的人生，好像又回到了正轨。
我结婚，生子，评职称。
生活忙碌而平淡。
但我心里，总有一个角落，装着那个叫“黑风口”的地方，装着一个叫杏儿的姑娘，和一颗烤红薯的温暖。
九十年代末，我已经成了设计院的总工。
那一年，我借着出差的机会，回了一趟黑风口。
山还是那座山，但路已经修成了柏油路。
村里盖起了很多砖瓦房，那台老旧的东方红拖拉机，早已不见了踪影。
我找到了老栓叔家。
他老了许多，背也驼了，看到我，浑浊的眼睛里，放出光来。
“是……是顾知青？”
杏儿也从屋里出来了，她嫁给了邻村的一个老师，生了个儿子，叫小石头。
她比以前胖了些，脸上有了风霜的痕迹，但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
我们聊了很多。
我才知道，这些年村里的日子虽然好过了，但教育还是跟不上。村里的小学，连个像样的老师都没有，孩子们上到初中，就都出去打工了。
小石头很聪明，学习特别好，是全村的希望。
杏儿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让儿子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临走前，我把小石头叫到身边，问他：“想不想去北京读书？”
孩子看着我，眼睛里充满了渴望，又有点胆怯。
我笑了，摸了摸他的头。
我对杏儿和老栓叔说：“把孩子交给我吧。我带他去北京，给他找最好的学校，所有的费用，我来承担。”
杏儿和老栓-叔都愣住了，他们摆着手，说这怎么行。
我看着杏儿，认真地说：“杏儿，二十年前，你给了我一颗红薯，救了我的命。今天，就让我用这个孩子的前途，来还你这份恩情。”
“你让我知道，在最冷的冬天，人心也可以是暖的。”
“现在，我想让你的孩子知道，在大山外面，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在等着他。”
我的故事，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个在绝境中，被一点微不足道的善意所拯救，然后用一生去回报的故事。
后来，小石头成了我们家的第二个孩子。他很争气，考上了清华，成了真正的天之骄子。
我常常会想，什么叫命运？
命运，或许就是在你快要冻僵的时候，有人往你怀里，塞了一颗滚烫的红薯。
而你，用你毕生的努力，最终没有让那份温暖，在你手里凉掉。
这就够了领航优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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