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曲筱艺 编辑 陈莉 校对 杨利策略资本
“在越南芽庄的特定免税店内，几乎全是保险公司组织的旅行团。”
标价数万元的沉香手串实际价值仅数百元，所谓的“越南国营免税店”实为国内个体工商户，承诺的“红酒晚宴”实为保险推销会…… 近年来，一种以“客户回馈”为名的保险机构旅游团正在老年群体中蔓延，将传统的“零负团费”购物团包装成尊享旅程，令不少老年人陷入骗局。去年12月，家住无锡市的王女士母亲参加了一个由和谐健康保险业务员组织的越南芽庄旅游团，在诱导下花费9.8万余元购入三条沉香手串，4万多元购买玉石，加上其他药材，总消费超过15万元。
展开剩余89%▲去年12月，受访者参与的由和谐健康保险业务员组织的越南芽庄旅游团。受访者供图
这类活动通常以低价、高品质的行程吸引老年消费者参团，却在旅途中通过精心设计的话术与流程，诱导其投入巨额资金购买价高质劣的商品，给老年消费者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黑猫投诉平台数据显示，此类保险旅游团目的地涵盖国内云南、青海、西藏等地及越南芽庄、下龙湾等出境线路。该平台投诉中涉及到包括新华保险、太平洋保险等多家机构。有消费者指出，在越南芽庄的特定免税店内，几乎全是保险公司名义组织的旅行团，其行程安排与营销话术高度雷同。有消费者在黑猫平台反映，今年5月参加某保险公司组织的越南芽庄旅游，被诱导以两万八千元购买珠宝，事后鉴定发现均为廉价伪劣产品。
▲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保险公司组织低价游的投诉。黑猫平台截图
北京京知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杨乃超告诉贝壳财经记者，“不合理低价游”已被《旅游法》明确禁止。一旦实际活动涉及隐形收费、强制购物等行为，仍应视具体组织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记者调查发现，这个链条上的操作往往非常隐蔽，比如不签订正规旅游合同，使用假合同、冒牌旅行社。一旦出事，各方相互推诿策略资本，上演“罗生门”，使得消费者维权艰难。然而，维权路上还有另一个“绊脚石”，那就是消费者与保险业务员之间“沾亲带故”的亲戚关系，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不少老人虽在相关“保险旅游团”中遭受损失，但碍于熟人情面往往选择息事宁人。
老年消费者维权往往因缺少正式合同而处于弱势。对此，杨乃超建议，即使只有聊天记录、转账和宣传单页，也可作为合同成立的依据，关键是保留证据链条和交易细节，如费用用途备注、行程信息确认等。遭遇纠纷时，可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通过社区公益法律服务、律师诉讼维权，符合条件的还可申请法律援助。
千元“越南游”被诱导消费15万，“红酒晚宴”变成保险推介会
团费1380元，可享受“别漾芽庄——奢享芽庄六天五晚品质游”，承诺入住高端酒店并享受红酒晚宴、SPA等尊贵体验……
去年12月，家住无锡市的王女士母亲参与了一个由和谐健康保险业务员组织的越南芽庄旅游团。保险业务员通过熟人关系招揽，王女士母亲在未购买过该公司保险产品的情况下，经朋友推荐交费参团。
▲越南芽庄六天五晚品质游行程PPT截图。
业务员提供的行程PPT中，列有参观多个“免税中心”的购物安排。
行程的第四天开始，团员被带入多家购物店后，店门随即关闭。据王女士介绍，导游和导购宣称这些店铺具有“越南军方背景”，商品保真。在这种氛围下，其母亲花费9.8万余元购入三条沉香手串，4万多元购买玉石，加上其他药材，总消费超过15万元。团内大部分成员也在工作人员的强烈建议下购买了玉器、安宫牛黄丸、乳胶枕等高价商品。而此前承诺的“红酒晚宴”，实则是一场保险业务宣讲会。
▲花费9.8万余元在越南芽庄购买的沉香手串。受访者供图
更让王女士震惊的是，所谓的“越南国家正规国营免税店”，如珍宝免税中心、安宫免税中心等策略资本，经查询实为注册在中国桂林、成都、昆明等地的个体工商户。所购商品经核实均为“三无”产品或以次充好，实际价值远低于购买价。
记者致电和谐健康保险无锡中心支公司，就“组织客户赴越南旅游”活动进行核实。接线工作人员表示，公司未组织过客户出境旅游，也未以“回馈客户”等名义安排相关活动。该工作人员称，已有消费者反映类似情况，经核实涉事业务员并非公司员工，疑似冒用公司名义开展业务。同时，她指出，个别业务员若以个人名义组织旅游，公司并不知情，也不予认可。
然而，上述遭遇并非孤例。
张先生的父母居住在淄博。9月中旬，张母在亲戚带动下报名参加另一家保险公司业务员组织的“客户回馈免费旅游”，前往台儿庄。
据其介绍，他母亲不是该保险公司的客户，“是亲戚投保，业务员说可以带家属免费参加”。景区游览结束后，保险业务员以“既然免费旅游，希望大家支持一下”为由，将团队带入一间封闭讲课室，并开始集中推荐一款所谓“高科技纳米锅具”，反复强调“健康、科技、特价限量”等。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稀里糊涂就买了。”张先生母亲事后回忆道。同行的两位亲戚也购买了同款锅具。回家试用后，锅具频繁粘锅，远不符合宣传效果。张先生上网搜索品牌信息时，发现大量老人对推销同类锅具的投诉。他无奈地说：“我妈一个月收入只有2300元，却在诱导下花2000元买锅。”此时全家才意识到，这场所谓“回馈旅游”其实是一场精心安排的购物营销。
然而，等大家醒悟过来时已超过七天，难以按常规途径退货；更麻烦的是，活动未签订旅游合同。“我想找保险公司，但联系不到具体负责人；亲戚本身还是客户，也很难翻脸。”最终，张先生一家只能选择放弃维权。他不甘又无奈地说：“钱不是最大的问题，主要老人被这样忽悠，真是气得难受。”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相关涉事保险公司总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总部未开展过相关活动，建议向地方分支机构核实。随后记者又联系该保险淄博中心支公司，前台工作人员称不掌握具体业务部门组织活动的情况，需提供业务员姓名或工号后方可查询。
“零负团费”模式变种：团费低于市场价数倍导游甚至垫付出团
“这类旅游团本质是‘零负团费’模式的变种。”从事旅游行业多年的孙先生告诉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组团社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招揽游客，地接社不仅不收取接待费用，反而可能支付“人头费”购买客源，导游甚至需要垫付团费。
在这种模式下，导游为了收回垫付成本并赚取收入，必然会极力引导甚至强迫游客在合作的购物店消费。尽管国家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对查实的违法行为施以高额罚款、停业整顿乃至吊销许可证等处罚，但随着监管加强，这一模式也开始以更隐蔽的方式继续存在。
保险业务员的介入为这种模式披上了“高级面纱”。他们以“VIP客户回馈”为名，利用老年人对保险公司的信任和对“实惠”的追求，成功地让这一陈旧骗局“焕发新生”。据了解，保险公司的参与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通过组织此类活动维系客户关系，挖掘保险需求，推动客户加保；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低成本的拓客手段，常见老客户带新客户参团的现象。
在保险代理人队伍缩水的背景下，这成了部分代理人维系客户的“救命稻草”。一位曾从事保险业务的林女士透露，保险代理人通过组织客户参团能从旅行社获得“人头返点”，这正是他们积极招揽客户的动力。“各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手里有大量客户资源，除了出售保险，还一起窜活儿，收取各种提成。”
值得关注的是，保险业务员与客户之间往往存在着基于熟人关系的特殊信任纽带。许多老年人之所以轻信此类活动，一方面是因为保险业务员本就是亲朋好友介绍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自己确实购买过保险，误以为这是真实的客户回馈。
孙先生指出，旅行社方面，多由非正规或“野马”旅行社（包括冒用知名旅行社名称的“李鬼”公司）负责地接操作。这些旅行社通过购物回扣盈利，并与保险公司或代理人分享收益。
沾亲带故维权难“很多人不愿接受采访不愿曝光公司”
为了规避监管和法律责任，这个链条上的操作往往非常隐蔽，比如使用假合同、冒牌旅行社，并且不签订正规旅游合同。一旦出事，各方便会相互推诿，上演“罗生门”，消费者维权难。
王女士表示，其母亲的团费是通过微信私下转账给保险业务员，并未签署任何正规旅游合同，也未获得旅行社出具的收款凭据。另一边，和谐健康保险公司则在事后沟通中声称，是业务员的个人行为，与保险公司无关。在进一步与所谓越南地接社联系要求退货时，对方竟明确拒绝，并表示若退款则无法覆盖本次活动的“坑位费”。
王女士还了解到，该团在旅游过程中打着“和谐保险VIP”横幅，实际20名参团者中包含多家不同保险公司的客户，疑似一个由多家保险公司业务员拼凑而成的“拼盘团”。
维权过程中，社交平台成了消费者们的互助阵地。王女士介绍，在维权过程中，她先后联系了工商部门、12315、银监会等机构，但因手头证据不足，如没有正规合同、只有私人转账记录以及境外购物等，进展缓慢。最后投诉到国家信访局才正式立案调查，同时在文旅局协助下，最终退回了购买沉香的8万多元，但仍被扣除了15%的手续费。
记者注意到，在社交平台上关于老年人参与保险旅游团被坑的吐槽贴很多，但试图联系这些老人时却遇到阻碍，很多老人虽然承认“吃亏”，但担心接受采访会牵连出跟保险公司利益相关的亲友，伤害关系。一位家中老人被“保险团”诱导消费的受访者表示，因为业务员是家里亲戚，老人虽然十分后悔在诱导下购买了上万元的商品，但仍不愿意追究。
杨乃超表示，“不合理低价游”已被《旅游法》明确禁止。部分保险公司以“回馈客户”等名义组织低价旅游，消费者往往出于对品牌的信任参与。一旦实际活动涉及隐形收费、强制购物等行为，仍应视具体组织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若活动由保险公司或其合作旅行社组织，即便未签书面合同，也应根据事实合同关系承担违约或侵权责任；购物点若存在虚假标价、售假等情形，除了承担违约责任，还可能受到监管处罚。
杨乃超指出，如业务员全程以保险公司名义招徕参团，可能构成表见代理，保险公司亦需承担旅游合同责任。消费者在维权中应注意留存相关证据，包括宣传页面、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电话录音及能证明业务员与保险公司从属关系的材料。
他建议策略资本，对保险机构组织旅游的现象，应开展跨部门联合监管，推动文旅、金融监管与市场监管部门信息共享，提高执法效率，防止此类变相“低价团”风险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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